【原文】恭而无礼则劳，慎而无礼则葸。（《泰伯》8·2）

    【杨译】注重容貌态度的端庄，却不知礼，就未免劳倦；只知谨慎，却不知礼，就流于畏葸懦弱。

    【杨注】礼，这里指的是礼的本质。

    按：所谓“礼的本质”，自然便是指“礼义”了。其实这里的“礼”不是指“礼义”，而是指“礼度”，是对人的行为予以节制的种种具体规定。谦恭固然是一种美德，但统治者如果一味谦恭，老是尊人抑己，那就一切事情都得亲自操办，该别人办的也都自己办了，自然就会劳累。谨慎固然是一种美德，但如果一味谨慎，成了季文子的任何事情都要“三思而后行”，最容易成为胆小怕事，畏首畏尾，当断不断，也是不可取的。调节这些不适当行为的尺度就是礼。 

        【原文】故旧不遗，则民不偷。（《泰伯》8·2）

    【杨译】在上位的人不遗弃他的老同事、老朋友，那老百姓就不致对人冷淡无情。

    按：这里的“故旧”不是指“老同事、老朋友”，而是指老的僚属。旧日的僚属往往因年迈而离职，逐渐会淡出人们的视野，在政坛上没有了权势，也没有了影响力。君主往往会将他们遗忘，甚至会过河拆桥，剥夺其应得的权益，这就显得很不厚道了。如果统治者能够尊老敬老，表现出是一个有爱心的人，其表率作用也可以逐级影响到全国民众，有利于形成淳朴厚道的民风。《论语·子路》：“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，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，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。”《论语·颜渊》：“君子之德风，小人之德草，草上之风必偃。”这些论述都强调了统治者表率作用的重要。

      “偷”的词义不是“对人冷淡无情”，而是“不厚道”。 

        【原文】启予足，启予手。（《泰伯》8·3）

    【杨译】看看我的脚！看看我的手！

    按：只是这样翻译“启予足，启予手”，不再做有关的说明，一般读者并不能明白曾子为什么要让学生看他的脚和手。古人从孝道的角度出发，提倡要保护好自己，不但不因为做非法非礼的事而招来刑戮，甚至不因为做危险的事情而导致身体受损。《孝经·开宗明义》：“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，孝之始也。”讲的就是这个道理。这样做是为了使父母不为自己担心，还是出于爱护父母的考虑。父母虽然去世了，但还有在天之灵，所以这些原则还是要遵守的。曾子估计自己要死了，他让学生们揭开被子看看自己的手和脚，意思就是说临死前自己的身体完好，没有受过伤害，可以对得起父母了。 

        【原文】动容貌，斯远暴慢矣。（《泰伯》8·4）

    【杨译】严肃自己的容貌，就可以避免别人的粗暴和懈怠。

按：这里的“慢”不是“懈怠”，而是“不敬”的意思。《尚书·咸有一德》：“夏王弗克庸德，慢神虐民，皇天弗保，监于万方，启迪有命。”《周易·系辞上》：“上慢下暴，盗思伐之矣。”《左传·哀公十七年》：“率贱，民慢之，惧不用命焉。”《礼记·祭义》：“內和而外顺，则民瞻其颜色而不与争也，望其容貌而众不生慢易焉。”这都是“慢”用为“不敬”义的例证。

 【原文】正颜色，斯近信矣。（《泰伯》8·4）

【杨译】端正自己的脸色，就容易使人相信。

按：这里的“近”是“使……亲近”的意思，“信”是“诚实”的意思，这里指“诚实的人”，所以这句话当译为“端正表情，就能使诚实的人亲近自己”。 

【原文】出辞气，斯远鄙倍矣。（《泰伯》8·4）

【杨译】说话的时候，多考虑言辞和声调，就可以避免粗野和错误。

按：原文应译为“说话神气合乎礼，就能避免别人粗俗而不合理的对待”，所谓“远鄙倍”，是避免来自别人的“鄙倍”，而不是说去掉自己的“鄙倍”。 

【原文】笾豆之事，则有司存。（《泰伯》8·4）

【杨译】至于礼仪的细节，自有主管人员。

按：“笾豆之事”不能译为“礼仪的细节”，而是指“祭祀或宴会上的各种仪式”。 

【原文】犯而不校。（《泰伯》8·5）

【杨译】纵被欺侮，也不计较。

按：这里的“犯”是“冒犯”、“侵犯”的意思，不可译为“欺侮”。《周礼·地官·乡师》：“大军旅、会同，正治其徒役与其輂輦，戮其犯命者。”《左传·僖公三十三年》：“吾闻之，文不犯顺，武不违敌。”《左传·襄公三十年》：“子皮曰：‘虎帅以听，谁敢犯子？子善相之。’”这都是“犯”用为“冒犯”义的例证。  

【原文】可以托六尺之孤，可以寄百里之命。（《泰伯》8·6）

【杨译】可以把幼小的孤儿和国家的命脉都交付给他。

按：这里的“孤”不是指一般的“孤儿”，而是特指“年幼的君主”。这里的“命”不可译为“命脉”，而是“执政权力”的意思。《礼记·缁衣》：“《甫刑》曰：‘苗民匪用命，制以刑，惟作五虐之刑曰法。’”郑玄注：“命谓政令也。”

 【原文】临大节而不可夺也。（《泰伯》8·6）

【杨译】面临安危存亡的紧要关头，却不动摇屈服。

按：这里的“大节”指“大是大非”，不可译为“安危存亡的紧要关头”。译文中的“却”字用的不好，应当改为“而”。 

【原文】士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远。（《泰伯》8·7）

【杨译】读书人不可以不刚强而有毅力，因为他负担沉重，路程遥远。

【杨注】章太炎（炳麟）先生《广论语骈枝》说：“《说文》：‘弘，弓声也。’后人借‘强’为之，用为‘彊’义。此‘弘’字即今之‘强’字也。《说文》：‘毅，有决也。’任重须彊，不彊则力绌；致远须决，不决则志渝。”

按：章太炎先生认为“弘”取“彊”义，其说可从；然而“毅”取“有决”之义，则尚可斟酌。任重须刚强，致远则更须刚强，无关于“决断”。朱熹注：“毅，强忍也。……非毅无以致其远。”这一看法是对的。杨氏将“毅”译为“有毅力”，自然取其“刚强”义，然而与所引用的章太炎先生的观点不一致。

《礼记·儒行》：“其过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数也，其刚毅有如此者。”《礼记·儒行》：“儒有上不臣天子，下不事诸侯，慎静而尚宽，强毅以与人。”《礼记·中庸》：“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，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，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。”这都是“毅”用为“刚强”义的例证。

【原文】兴于《诗》……（《泰伯》8·8）

【杨译】诗篇使我振奋……

按：这里的“兴”不可译为“振奋”，而是“起”、“发端”的意思。包咸注：“兴，起也，言修身当先学《诗》也。”所谓“兴于《诗》”，是说士人的学习当以《诗经》为起点。《论语·阳货》：“小子何莫学夫《诗》？《诗》，可以兴，可以观，可以群，可以怨。迩之事父，远之事君。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。”又云：“子谓伯鱼曰：‘女为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矣乎？人而不为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，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？’”可见《诗经》在当时是被当作一部百科全书来看的，大到为人处事的道理，小到积累各种知识，它都是一部重要的教科书。

古人曾将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等作为议事论理的最高理论根据，每当表达见解时，往往要引用这些书上的话来作证明。《左传·僖公二十七年》：“《诗》、《书》，义之府也。礼乐，德之则也。”说的就是这种情况。

古人还将《诗经》作为外交语言的代用品，在礼宾场合朗诵《诗经》的文句，委婉曲折地表达一些意见。晋国的子余充分利用赋诗的机会和手段，成功地完成了秦、晋两国间的一次重要的外交活动。宋国的华定在宴会上只会傻吃，人家对他赋诗，他听不懂意思，也不会用诗来回答，被主人私下贬得一钱不值。鲁文公在宴会上好意对卫国的宁武子赋诗，结果诗的内容与自己的身份不符，有僭越礼制之嫌，宁武子故意装傻，不予理睬。鲁人还要追问人家，被宁武子一番解释，搞得鲁人好不尴尬。《论语·子路》：“诵《诗》三百，授之以政不达，使于四方不能专对，虽多，亦奚以为？”《论语·季氏》：“不学《诗》无以言。”那时候的人不懂《诗经》，在官场上是不能立身的。

【原文】兴于《诗》，立于礼，成于乐。（《泰伯》8·8）

【杨译】……音乐使我的所学得以完成。

【杨注】孔子所谓“乐”的内容和本质都离不开“礼”，因此常常“礼乐”连言。他本人也很懂音乐，因此把音乐作为他的教学工作的一个最后阶段。

按：“成于乐”当理解为“最终以精通乐舞而进步到一个成熟的政治人才”。古人不但将音乐作为重要的政治工具，而且还是个人生活及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。平时自己要会歌唱，要会乐器，在重要的典礼场合要能懂乐舞的内容和作用。礼和乐是密不可分的孪生姊妹，重要的礼仪场合都有音乐参与。在当时，诗、礼、乐经常就是融为一体的。

《左传·襄公四年》：“穆叔如晋，报知武子之聘也。晋侯享之，金奏《肆夏》之三，不拜。工歌《文王》之三，又不拜。歌《鹿鳴》之三，三拜。韩献子使行人子员问之曰：‘子以君命辱于敝邑，先君之礼，藉之以乐，以辱吾子。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细，敢问何礼也？’对曰：‘三《夏》，天子所以享元侯也，使臣弗敢与闻。《文王》，两君相见之乐也，使臣不敢及。《鹿鸣》，君所以嘉寡君也，敢不拜嘉？《四牡》，君所以劳使臣也，敢不重拜？《皇皇者华》，君教使臣曰：必谘于周。臣闻之，访问于善为咨，咨亲为询，咨礼为度，咨事为诹，咨难为谋。臣获五善，敢不重拜？’”这是主人奏乐内容不当，被客人挑刺的例子，可见弄懂这套东西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。

由于“乐”要包含“诗”与“礼”的内容，所以当学会“乐”的时候，就意味着一个政治人才的成熟，所以说“成于乐”。 

【原文】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。（《泰伯》8·9）

【杨译】老百姓，可以使他们照着我们的道路走去，不可以使他们知道那是为什么。

【杨注】这两句与“民可以乐成，不可与虑始”（《史记·滑稽列传补》所载西门豹之言，《商君列传》作“民不可与虑始，而可与乐成”）意思大致相同，不必深求。后来有些人觉得这种说法不很妥当，于是别生解释，意在为孔子这位“圣人”回护，虽煞费苦心，反失孔子本意。

按：“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”当译为“百姓，可以让他们照着上司的安排去做，不必让他们懂得这样做的道理”。杨氏的注解似乎对孔子的观点有微辞，须予以讨论。

在当时，国家和社会根本没有对普通民众进行文化普及教育的做法，文化学习只限于士阶层以上的人们，因而上层社会的人们与基层民众的知识结构悬殊很大，对问题的见解悬殊也很大。执政者提出的涉及到一些长远利益的政策，往往因为伤害民众的眼前利益而受到反对，要想通过讲道理沟通而达成共识也不太可能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一些政治家往往冒着自己遭到反对而身败名裂的危险，强行实施自己的主张，一方面为国家的长远利益着想，一方面也寄希望于成功之后再被人们理解和接受。历史上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。

《左传·襄公三十年》：“子产使都鄙有章，上下有服，田有封洫，庐井有伍。大人之忠俭者从而与之，泰侈者因而毙之。……从政一年，舆人诵之曰：‘取我衣冠而褚之，取我田畴而伍之。孰杀子产，吾其与之。’及三年，又诵之曰：‘我有子弟，子产诲之。我有田畴，子产殖之。子产而死，谁其嗣之？’”

《史记·滑稽列传》：“西门豹即发民凿十二渠，引河水灌民田，田皆溉。当其时，民治渠少烦苦，不欲也。豹曰：‘民可以乐成，不可与虑始。今父老子弟虽患苦我，然百岁后期令父老子孙思我言。’至今皆得水利，民人以给足富。”

《史记·商君列传》：“疑行无名，疑事无功。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，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。愚者闇于成事，知者见于未萌。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。论至德者不和于俗，成大功者不谋于众。”又云：“令行于民朞年，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。……行之十年，秦民大说，道不拾遗，山无盗贼，家给人足。”

子产治郑，西门豹治邺，商鞅治秦，都是顶着民众的反对而强行实施自己的主张的，百姓“由”也得“由”，不“由”也得“由”。如果他们当初想先让百姓“知之”，等大家同意之后再“由”之，恐怕历史上就没有他们的名字了。

当时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礼治社会，孔子的仁道主张实际上都是立足于约束统治者而惠及平民的，事实上已经是民众利益的代言人了。他说“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”当然不能理解为是道家主张的愚民政策，也不能理解为是怕百姓聪明起来而不好管理。他指的是一些像子产、商鞅、西门豹一样的新政，没有办法让百姓理解，理解了也不会同意，所以要强制百姓执行，这些新政也都是为长远惠民而施行的。因为传统的政策施行已久，百姓不但能“由之”，而且也是能“知之”的，只有将要推出的百姓一时所不能接受的新政，这才会涉及到“知之”的问题，在这些事务上，任何宣传和沟通工作恐怕都是徒劳的。

孔子的这一意见和西门豹、商鞅的“民可以乐成，不可与虑始”的观点是一样的，从事理上来看并无不妥。上层统治者中的革新家和基层民众处在社会的两个极端，让他们事事附和民众不可能，通过教育宣传而使民众理解他们的主张也遥遥无期，好多事情都是靠行政命令强制推行起来的。等成果一出来，民众也就都能够理解了。 

【原文】笃信好学，守死善道。（《泰伯》8·13）

【杨译】坚定地相信我们的道，努力学习它，誓死保全它。

按：“笃信好学”是“笃于信且好于学”的意思，应当译为“高度诚实，酷爱学习”。追求诚实，喜欢学习，是孔子最为重视的基础品德，《论语·公冶长》：“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如丘者焉，不如丘之好学也。”这也是将“信”和“学”相提并论。“守死善道”是“守善道且死善道”的意思，应当译为“奉行和维护真理，勇于为真理而牺牲”。

 【原文】天下有道则见，无道则隐。邦有道，贫且贱焉，耻也；邦无道，富且贵焉，耻也。（《泰伯》8·13）

【杨译】天下太平，就出来工作；不太平，就隐居。政治清明，自己贫贱，是耻辱；政治黑暗，自己富贵，也是耻辱。

按：“天下有道”不当译为“天下太平”，而是“国家政治清明”的意思。 

【原文】狂而不直，侗而不愿。（《泰伯》8·16）

【杨译】狂妄而不直率，幼稚而不老实。

按：原文的“狂”指性格“狂放”，不当译为“狂妄”。 

【原文】巍巍乎，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！（《泰伯》8·18）

【杨译】舜和禹真是崇高得很呀！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[却整年地为百姓勤劳，]一点也不为自己。

【杨注】与，音预，yù，参与，关连。这里含着“私有”、“享受”的意思。 

按：这里的“与”当读为“yǔ”，是“轻松”、“悠闲”的意思。在这一词义上，后来写作“懙”。

《说文解字》：“＿，安行也。从走，与声。”又：“欤，安气也。从欠，与声。”又：“＿，趣步＿＿也。从心，与声。”《汉书·叙传》：“长倩懙懙，觌霍不举。”颜师古注引苏林曰：“懙懙，行步安舒也。”由此看来，上举从“与”声之字皆有“安舒”之义，“有天下而不与焉”的意思就是“有天下而不安舒焉”。古书中“安逸舒适”之义，常用“豫”字表示。《尚书·金滕》：“王有疾，弗豫。”《尚书·太甲》：“视乃厥祖，无时豫怠。”《尔雅·释诂下》：“豫，安也。”《大戴礼记·五帝德》：“高辛之子也，曰放勋，……富而不骄，贵而不豫。”王聘珍注：“豫，谓逸豫。”这都是“豫”用为“逸豫”义的例证。《汉语大词典》释“与”通“豫”，有“喜悦”之义项，引例为《淮南子·天文训》：“圣人不与也。”高诱注：“与，犹说也。”“悦”义与“逸豫”义相涉，“有天下而不与”即可理解为“有天下而不豫”，意即“有天下而不逸豫”。

帝王处在天下权力的巅峰，有条件穷奢极欲，为所欲为，过其享乐的日子，但舜和禹这两位帝王却不如此，他们身为君主，却一生都和民众在一起，身先士卒，同甘共苦。舜为了给百姓做表率，曾经在历山亲自耕作，在东夷亲自烧制陶器，后来死在了南巡途中。禹为了治水，八年在外，三过家门而不入。《韩非子·五蠹》：“禹之王天下也，身执耒臿以为民先，股无胈，胫不生毛，虽臣虏之劳，不苦于此矣。”这样后无来者的帝王，受到了人们普遍的赞誉。 

【原文】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。武王曰：“予有乱臣十人。”孔子曰：“才难，不其然乎？唐虞之际，于斯为盛。”（《泰伯》8·20）

【杨译】舜有五位贤臣，天下便太平。武王也说过：“我有十位能治理天下的臣子。”孔子因此说道：“[常言道：]‘人才不易得。’不是这样吗？唐尧和虞舜之间以及周武王说那话的时候，人才最兴盛。”

按：“唐虞之际，于斯为盛”当译为“尧、舜之时，在人才这一点上是最兴旺的”，不可译为“唐尧和虞舜之间以及周武王说那话的时候，人才最兴盛”。 

【原文】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,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。（《泰伯》8·21）

【杨译】他自己吃得很坏，却把祭品办得极丰盛；穿得很坏，却把祭服做得极华美。

按：“致孝乎鬼神”只能译为“对鬼神很孝敬”，不能译为“把祭品办得极丰盛”。“黻冕”是礼服和礼帽，但却不限于用在祭祀时，不能称为“祭服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