白平的博客

宋鲁郑发表《从邓玉娇案谈与刘晓原律师的分歧》，认为他与刘晓原的观点和立场不相同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：

 一是刘晓原律师的文章过于偏重于情绪上的表达。他的文章，较少给人以理性的思考以及尝试提出解决的办法，读完文章后的感觉往往是令人愤怒，甚至出离愤怒。而这种愤怒对事情的解决和判定于事无补。西谚云：上帝令其疯狂，并先令其愤怒。是有道理的。而中国五千年的传统上，缺乏的也不是愤怒和在愤怒主导下出现的极端行为，相反缺乏的恰恰是理性的反思。

二是文章更多的体现出专业的立场，而往往对中国国情有所忽视。刘晓原先生做为一名律师，其关注的重点自然是程序正确，结果正确。用时髦的词就是程序正义和结果正义。然而，完全的正义对于当今人类来说仍然只是理想。由于历史发展阶段或者国情不同，在程序正义和结果正义不得兼顾的时候，必须选择一个的时候，在我看来，这个时候过度强调程序正义，就损害了司法的目的。不错，理论上讲，没有程序正义就没有结果正义。但事实上却绝非如此。

……毫无封建传统束缚的美国，也无法完全实现程序正义和结果正义。何况中国这样有着五千年人治而非法制传统、发展阶段特别是软件建设还明显落后于西方的中国？其实，中国的进步已经是相当明显和迅速。

邓玉娇虽然自卫过当，但鉴于精神受限和自首情节，被释放，获得自由。这个结果，想必是很多人都期盼和预料到的。其实外行人也明白，邓贵大罪不至死，邓玉娇出于自卫将其杀死，自然是防卫过当。一个生命的消失往往意味着一个家庭的解体。无论我们怎样同情邓玉娇，但法律事实就是如此。

刘晓原律师在最新的博客中再次指出，为何没有按规定提前三天公布庭审时间？这自然是程序正义的瑕疵和不足，但在程序正义和结果正义不得兼得的现实条件下，有结果正义是不是已经可以接受？如果按照美国的标准，好，由于程序有瑕疵，审判结果被推翻，重新再来，这对邓玉娇是不是第二次伤害？邓玉娇重获自由的时间是不是要无限期推迟？

邓玉娇事件发生后，还有两个细节值得深思。一个是邓玉娇空间用什么杀死的邓贵大。根据法院的宣判，是自己包里的水果刀。而此前，一再被渲染的是修脚刀。我无从知道细节，但大家应该清楚，邓玉娇的工作是洗衣服，洗衣服显然不需要修脚刀。但这一点似乎没有人有兴趣去澄清。而做案工具对一个案件的重要性应该是不说自明的。二是前两位辩护律师在会见邓玉娇后，居然相拥而泣并在网络和媒体广为流传。我到现在也不清楚有什么细节可以让以理性著称、而且见多识广的两位律师冲动如此。但至少，这种做法是完全可以对案件的审理产生直接的影响。他们究竟是从打官司的角度出发，还是从正义的角度出发？但我想，无论是从什么角度，做为一个专业的律师，是不是都应该避免这种现象发生？

最后，大家都对中国的司法体制多有微词。比如，一再渲染巴东县公安局长就是政法委书记，县委常委。给人的感觉这个案子最终不会公正，不会公平。然而，结果如何，想必大家都看到了。其实，我一直有一个观点，对于现阶段的中国，是无法用西方完善的标准来衡量，衡量一切的只有结果。 

刘晓原律师的博客文章，近来也读了不少，总的感觉都很实事求是，是非分明，体现了作者对社会、对专业、对公理的负责态度，其精神令人敬佩，并无可质疑之处。读了宋鲁郑此文，觉得他的诸多意见有可商榷之处，下面谈谈看法。

1、刘晓原律师的文章引发了读者的愤怒，甚至是所谓“出离愤怒”，这首先是因为文章所谈的事情的情节的性质能令人愤怒，并不是因为刘晓原律师的刀笔功夫能点石成金，把本来可以不愤怒的事情让人愤怒起来。如果文章所述的内容是真实而符合公理的，揭露的是社会的假、丑、恶现象，应该愤怒的事情就得愤怒，如果不愤怒，反而是不正常的。

对于所讨论的事情的是非立场，自然会融入作者的情绪，文章的功能就是以理服人，以情感人，人是感情动物，写文章当然得有“情绪上的表达”，这是天经地义的道理。

刘晓原律师的文章，经常是提供事实信息，从专业的角度对事实提供法律依据的分析，帮助人们对事实有更深入和本质的认识，尽到了他自己的专业责任，履行着他自己的社会义务。对事实真相的追求，对事实性质的认定，本身就体现着“理性的思考以及尝试提出解决的办法”的要素。文章引发的“愤怒”会转化为人们的行动，自然就影响着“事情的解决和判定”。

古今中外，任何社会形态下都不缺乏愤怒，都不缺乏在愤怒主导下出现的极端行为，也不缺乏理性的反思，宋鲁郑在这些方面的表述欠周延和严谨。

宋鲁郑显然是在批评刘晓原律师的文章功能只是引发了愤怒，这种愤怒会导致极端行为，缺乏理性的反思，于事无补。笔者不这么认为。在当今的中国社会，人们由于个人功利的考虑，往往对不合理现象麻木不仁，听之任之，明哲保身，甚至为虎作伥，助纣为虐，希求分一杯羹，因而导致了社会不合理现象的泛滥，腐败和跋扈已经到了公开化、“合理化”的地步了。社会所缺乏的就是在不合理现象面前的愤怒者，更缺乏由于愤怒而付诸干预行动者。我“理性地反思”的结果是：每个人都应该自觉地负起自己的公民责任，干预社会，唤起人们对社会不合理现象的愤怒，并将这种愤怒转化为实际的干预行动，从而遏制不合理现象的蔓延，使社会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。刘晓原律师花大量的精力度写文章，对社会事件提供自己的分析和主张，这是在为社会尽一个公民的责任，是富于牺牲精神的行为，其效应完全是积极正面的，并不会引发什么极端行为。社会的“愤怒源”不在维权学者的文章，社会上出现的极端行为也不是学者的文章引发的。

2、刘晓原律师的文章“更多的体现出专业的立场”，这正是其价值所在，每个人都在社会上各司其职，坚守自己的职业道德，为社会提供专业分析的服务，就算是尽到了自己的义务。

追求程序正确和结果正确，这是律师的天职。在现实中往往不能实现真正的程序合理和结果合理，但却不可以对追求合理的努力进行非议。完全的正义对于人类来说永远只是理想，并不限于当今人类。正是有了人们负责任的对正义的追求，社会才能实现相对的正义。正是有了人们对微观案例的正义的追求，社会才能实现宏观的相对的正义。没有程序正义就没有结果正义，这一认识具有广泛的适用性。任何原则都会有例外的情况发生，但例外毕竟是少数，不可以援引少数的案例而否定普遍的原则。

中国的“历史发展阶段”，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，这种“阶段”决定了中国有许多特有的“国情”。在这些国情中，有许多是负面的不合理的东西，只有改变他们，社会才能实现从初级阶段向中级阶段、高级阶段的发展。刘晓原律师呼吁程序正义和结果正义，就是为了使我们的国情变得越来越好，推进中国社会的前进。正是由于中国社会的法制传统薄弱，在许多社会建设方面“还明显落后于西方”，所以才更需要人们进行改变国情的努力，而不是要求人们对这类国情予以迁就和迎合。刘晓原律师在许多具体案件上提出的程序和结果的主张，全都有理有据。这些主张不被采纳，反而出现了“不得兼顾”或全然不顾的情况，人们应该奋力抗争。这种抗争是在为社会治病，是在弘扬一种积极的精神，即使在个案中不能彻底胜利，也能间接地发挥推动社会前进的作用。宋鲁郑批评刘晓原律师“对中国国情有所忽视”，那他就应该具体地说说，刘律师的哪些具体主张是不合适的？这些主张怎么就“损害了司法的目的”？到底怎样做就合适了？

中国的进步确实“已经是相当明显和迅速”，但进步绝非不再追求进步的理由，也绝非不正视缺点的理由。人们不可以不切实际地希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，不可以期望一锹就挖成一口井，但却不能放弃不断进步的努力。刘晓原律师的主张都在个案问题的微观层面上，并没有什么超越国情的不可实现的理由，根本不属于对正义的“过度强调”。如果有“过度强调”之处，宋鲁郑应该具体地提出个案来进行分析，指出这种“过度强调”的危害性。

3、邓玉娇的正当防卫被判成防卫过当，她的报案被说成是自首，这是很多人所预料的，但却不是大家所期盼的。“邓贵大罪不至死，邓玉娇出于自卫将其杀死，自然是防卫过当”，这一说法根本不成立，正当防卫而导致不法侵害人死亡的，恐怕他们大多数都属于“罪不至死”的情况。不能因为他们“罪不至死”，就将一切正当防卫都视为“防卫过当”。邓贵大的死亡给其家庭造成了灾难，这要由他自己负责，对案情分析没有关系。人们可以对他和他的家庭的遭遇怀有同情，但这属于人道主义关怀和惋惜的范畴，和案情分析也没有关系。

4、不提前公布庭审时间，有选择地让媒体旁听庭审，这些做法都有损法制的严肃性和公正性，是丧失公信力的不可取行为。执法者肆意妄为，刘晓原律师予以指出，这是应该肯定的正当行为，他行使的是自己的合法权利，是在维护国家法制的尊严。指出这一做法的不合理性，对巴东公家是一种爱护，有利于他们以后不再犯同样的错误。宋鲁郑为什么说邓案中就得非出现“程序正义和结果正义不得兼得”的情况？不提前公布庭审时间有什么必要的理由？更何况审判未必就实现了“结果正义”，正当防卫和故意伤害差别是很大的，谁愿意在自己的履历上凭空填写上犯罪的记录呢？

即使是按照美国的标准，恐怕也不会是任何程序瑕疵都会使审判结果被推翻，未必就存在推迟重审的可能性。不提前公布庭审时间，有选择地安排旁听人员，实际上就是要剥夺可以影响案件的有关人员的知情权，直接影响到人们对审判过程和结果的信任程度。

5、邓玉娇是歌厅的服务员，不是修脚工，自然不会带修脚刀；况且修脚刀柄细而短，不适宜用力，很难造成致人死亡的效果。说邓氏用了修脚刀，显系讹传。邓玉娇在自己的包里随身携带有柄而很长的能够刺人的水果刀，这一细节很值得关注。全世界的女性恐怕都很少有人在包里随身携带这样笨重的刀具，说她是为了随时随地吃水果用，恐怕不太可信。据事理推测，她的这把刀就是刻意为防身而准备的。由于她所工作的环境的特殊性，她自然会耳闻目睹甚至亲身经历被男人猥亵强暴的情况，不得已而预备了这样的刀具。这样的事实不是邓氏有罪的证据，反而证明了这种场所的女性被侵害已经是常态，那里有随时都可能出现“拉扯”女性的黄德志和邓德志，也随时都可能出现用钱搧打人的邓贵大和黄贵大。美国人有不少人常备枪支，不能因此就证明他们在开枪打人时全是故意杀人或故意伤害。邓玉娇的刀不是“作案工具”，而是自卫工具。

6、两位夏律师相拥而泣，这一表现受到了人们的批评和质疑，作秀也罢，炒作也罢，专业修养欠缺也罢，违反行业规定也罢，说来说去都无关宏旨。他们的问题存在的严重性远不止此，关键是他们制作的那份控诉书，这是邓案绕不过去的硬坎。如果这份控诉书所述的事实都是他们凭空捏造的，那就构成了对黄德志等人的诬陷诽谤，构成了对案件事实的伪证，构成了对社会秩序的恶意扰乱，造成了严重的后果，性质十分恶劣，其表现比黄德志和邓贵大更为可恨，应当依法予以调查惩处，不能容许其逍遥法外。如果他们所述的事实是成立的，巴东方面将案件判决成这样的结果行不行？该怎么办？宋鲁郑谈了半天芝麻，请你也正视一下这颗西瓜的存在。如果公家始终不对这两位律师予以起诉，不对他们提出的控诉内容作出有理有据的评判，恐怕人们就不能改变对控诉书内容的相信态度。

7、人们确实对中国的司法体制多有微词，给人的感觉是这个案子最终不会公正，不会公平。结果如何？我个人觉得确实不公正，确实不公平，值得质疑的漏洞很多。宋鲁郑主张不看标准看结果，我觉得这样的结果确实有点大煞风景，值得引以为教训。

在现阶段的中国，我是同意党和政府管法律的，如果不管，那就更乱得不成体统了。许多冤假错案的铸成，我们不靠党和政府来干预，还能靠谁？但这种管理必须是有序的，必须是公正的，不能是任意的，不能是扭曲的，尤其不应该像巴东这样来管理。

宋鲁郑是位辛勤的博主，也是位关心社会问题的热心人。他认为刘晓原律师的文章“偏重于情绪上的表达”，“对中国国情有所忽视”，我却认为他自己的文章偏重于情感上的表达，对中国的国情认识有偏颇。他像一个粉丝，往往在一些问题上显得认情不认理，论述问题时经常被自己情感的倾向性所左右。社会像个问题孩子，父亲打他骂他是因为恨铁不成钢，是在逼他学好，母亲夸他护他则显得不理智，那叫“护犊子”。